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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的本質特征與基本要求 ——習近平考察中國人民大學相關重要論述的理論闡釋

來源: 添加時間: 2024-02-07

論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的本質特征基本要求

——習近平考察中國人民大學相關重要論述的理論闡釋

/劉建軍

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視察時對思政課教育教學的本質特征與基本要求做了精辟而全面的論述。“思政課的本質是講道理”,明确了思政課的理論屬性和思政課教學的本質規定,體現着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信心,體現着對思政課教師和當今大學生的信任,并内蘊着社會理性主義人性假設;“要注重方式方法”,意味着講好思政課的道理可以有多種方式方法,并要求多樣化的教學方法服務于講道理的本質要求;“把道理講深、講透、講活”,揭示了講道理本身的不同層次,并引導思政課教師追求更高境界;“老師要用心教,學生要用心悟”,要求教師全身心投入,始終保持應有的狀态,要求學生不僅要認真學習,而且要努力領悟思政課的道理;“達到溝通心靈、啟智潤心、激揚鬥志”,表明師生要達成心靈的深度溝通,不僅要啟迪智慧,而且要滋潤心靈,還要用“驚濤拍岸的氣勢”來培養學生的陽剛之氣,傳承共産黨人的革命氣概和鬥争精神。

 

2022年4月25日,五四青年節來臨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到人民大學考察調研。在立德樓思政課智慧教室,習近平總書記現場觀摩教學。他同青年學生一起就座,認真傾聽并參與讨論,對思政課教學發表了精辟見解。他說,思政課的本質是講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講深、講透、講活,老師要用心教,學生要用心悟,達到溝通心靈、啟智潤心、激揚鬥志。這一論述深刻揭示了思政課教學的本質,對于我們把握思政課教學的規律和要求,提高思政課教學效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思政課的本質是講道理”

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關于思政課的論述,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首次明确提出并論述“思政課的本質”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從理論上說,深化了人們對思政課性質和功能的認識,并打開了關于思政課本質的學術研究新領域。從實踐上說,對思政課教育教學的改革發展具有指導作用。因為隻有把握了思政課的本質,才能掌握思政課教育教學的規律,從而提高思政課教學實效性。

對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思政課的本質是講道理”的提法,我們要結合理論背景和具體語境來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從理論上講,“思政課的本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政治本質,二是教育教學本質。從前者來說,思政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其本質是鑄魂育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從後者來說,思政課是一個教書育人的過程,其本質是講道理,從思想理論上促進學生成長。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思政課本質的論述是全面的,包含着上述兩個基本方面。其中,關于思政課的社會政治本質,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已經做出多次論述和強調,隻是沒有明确使用“本質”概念而已。這次在中國人民大學觀摩思政課教學時,在教學語境中着重談思政課教學的本質。我們要聯系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關于思政課本質的全面論述來全面把握思政課的本質,而不能孤立地作片面的理解。

本質相對于現象而言,是對現象把握的超越。思政課教育教學過程就其現象層面而言具有多樣性表現,既有教學過程諸環節的呈現,又有教學方式方法的多樣性顯現,以及老師個性風格的多樣化展現等。這些多樣性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表明思政課内涵豐富、多姿多彩。但同時也要注意,對思政課教學的把握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深刻認識不論思政課教學可以呈現出多少種現象形态,都不能偏離其本質規定即講道理。如果誇大思政課教學過程中某一個因素或方面,如果直接把某一重要現象當作本質來看待,就可能離開思政課的本質,違背思政課的初衷。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思政課教學的本質是講道理”的論斷,包含着對思政課理論屬性的認定,明确了學校思政課特别是高校思政課,具有突出的理論屬性,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

首先,思政課是政治課,但不是簡單生硬的那種政治課,而是以學理講政治的政治課。思政課的内容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還包括我們黨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所指導的關于社會和人生的各種内容。這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且包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特别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些課程内容當然有突出的政治屬性,但不是就政治談政治,而是具有理論性和學理性,是科學真理。因此,思政課并不是一種簡單生硬的政治課,而是以學理講政治的政治課。我們不是通過政治權威來進行思想教育,而是以科學的道理來進行政治教育的。

其次,思政課包含着情感熏陶和以情感人,是情理結合的課,但它本質上是以理服人的課。思政課作為理想信念和價值觀教育,本身包含着情感傾向,而不是所謂“價值中立”,也不是知識技能的傳授。因此,不論是思政課的内容,還是思政課教師的态度,都是“有情”的。“以情感人”是思政課很重要的使命和職責。特别是對于中小學思政課來講,更是如此。但對學校思政課來說,以情感人并不代表教學的本質,而以理服人、講道理才是本質所在。特别是對高校思政課來說更是如此。因為“學校”與“家庭”不同,如果說在家裡應該多講感情,那麼在學校裡則應該更加強調講道理。而且,我們這裡所說的“感情”不隻是個人感情,更是指一種公共感情,即對黨和國家的熱愛,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熱愛等。而這種公共感情本身是包含着道理的,它是一種集體主義的道理。如果不講清楚“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就很難僅憑個人感覺和自發感情而形成理智而成熟的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感情。我們中國人常講情理結合,這是十分正确的,但情與理的結合應該有主有次,如果說在家庭裡二者的結合是以情為主來實現結合,那麼在學校思政課中則是以理為主來實現結合。

再次,思政課雖然包括曆史教育,但它不是一種簡單的曆史課。思政課教學本身包含曆史性内容,比如“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本身就必須講曆史,而“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也包含着豐富的曆史内容,特别是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四史”教育,這表明曆史教育是很重要的。但同時要深刻認識到,曆史教育的目的不是教曆史知識,而是聯系曆史來講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史是論的基礎,講曆史是講道理的基礎。

最後,思政課包含着知識傳授、技能培養和行為養成,但從根本上說并不是簡單的知識傳授課和技能培養課,甚至也不隻是行為養成的課程。而且所有這些方面都要圍繞着講道理來進行,體現思政課講道理的本質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思政課教學的本質是講道理”的論斷,具有豐富而深刻的信念底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自信和思政課教育教學自信。

首先,這一論斷包含着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真理性的信心。我們相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相信馬克思主義道理是能夠說服人和征服人的。從根本上說,隻要我們把道理講好,能夠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理魅力,就一定能為當代大學生所接受。如果沒有這種理論自信,就不敢說思政課的本質是講道理。

其次,這一論斷包含着對教師和學生的信任。教師是講道理的主體,是他們在講道理。這裡集中體現着教師的主導性,表明我們黨相信這支思政課教師隊伍,認為廣大思政課教師不論是在人格人品方面,還是在知識見識方面,都是有資格講道理的,而且是能夠把道理講好的。對思政課教師的這種信任同時也是一種鞭策,激發着他們加強自我修養,不斷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教學的真理魅力。

再次,這一重要論斷中也包含着對學生的信任。相信廣大青少年,特别是當今大學生是聽道理、懂道理并能明辨是非的。他們雖然有時會任性,有時會偏激,以及心智上不完全成熟和缺少社會經驗,但從根本上講他們都是健全而理智的人,是能夠明白道理和辨别道理的人。相信他們隻要真正明白了思政課的道理,就一定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當然,這裡的道理不僅是關于“為什麼”的道理,還包括“怎樣做”的道理,以促進學生在内化于心的同時做到外化于行,實現知行統一、言行一緻。

最後,在這一重要論斷中還包含着一個深層的人性假設,即社會理性主義的人性假設。隻有假設所有的人都有其理性并能進行理性溝通,才有講道理和聽道理的問題。當然,馬克思主義的理性人假設,不是抽象的理性人,而是社會的理性人。認為人是社會的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人的社會本質中,包含着理性因素在内,而且所謂理性也不隻是個人理性,更是社會理性。社會理性會随着社會發展而不斷進步。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緻的,在此基礎上是能夠聽說理、懂道理、明事理的。這是一種樂觀進步的人性假設,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思政課教育教學提供了理論支撐。

二、“要注重方式方法”

這裡的方式方法當然是思政課教育教學的方式方法,同時也是講道理的方式方法。這就意味着講道理是可以有多種方式方法的。那種認為“講道理”隻是一種教學方式,或隻有一種教學方法的觀點是不正确的。

首先,這裡的“講道理”是本質性表述,而不是方法性表述。以往我們常常把“講道理”僅僅當作一種方式方法來看待,認為它是思政課教學的一種方式或方法。這實際上是把“講道理”窄化和表面化了,沒有認識到它是思政課教學的本質要求。就像以前我們也曾将“灌輸”僅僅看作為一種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而沒有想到“灌輸”其實表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和原則要求。

其次,思政課的“講道理”本身也可以借助多種方式和方法。從一定意義上講,所有的思政課教學方法都是講道理的方法。其中有的是直接的方法,有的是間接的方法。隻要是有助于把思政課的道理講好,不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是有益的。近年來,經過思政課教師特别是青年教師的積極探索,湧現出許多值得關注的方式方法。有的被實踐證明為有效并得到推廣,而且逐步明确自身合理有效的限度和範圍。應該鼓勵思政課教師大膽探索創新,嘗試、視察、規範每一種新的方法,使其各得其所,發揮應有的作用。而衡量和完善的标準,就是看其是否合乎講好思政課道理的需要。我們強調思政課教學的本質是講道理,并不否認或排斥感情熏陶法、規範約束法,以及實踐鍛煉法等,這些方法雖然并不是直接地“講道理”,但都圍繞着講道理而發揮着教育教學作用。

最後,“注重方式方法”從根本上說是要掌握講道理的規律,提高講道理的藝術。講道理作為一種教育教學活動,也有其内在的規律性。掌握了其規律性,就能把道理講好,達到好的效果。而違背其規律,即使花費很大力氣,也不能達到目的。比如,講道理有其合适的時空條件,即使是在固定上課地點和時間的範圍内,也有一個具體時機選擇的問題。講道理要遵循道理本身的要求,教師自己先要把道理本身弄清楚,并先相信這些道理,然後才能把道理講給學生,并讓學生接受。所講的道理中,有大道理,也有中道理和小道理,不同層次上有不同的道理。要用大道理管小道理,從小道理開始逐步講到大道理,以及用中等層次的道理把大道理和小道理聯系和貫通起來等,都有其規律性和具體要求。講道理要符合學生的需要和接受程度,違背了就不能發揮應有作用。

三、“把道理講深、講透、講活”

“講道理”是不容易的,也有着高低不同的水平和境界。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把道理講深、講透、講活,揭示了講道理水平的三個層次或境界。思政課教師要不斷提升自己所講道理的水平。

首先,要把道理講深。道理有深淺之别,如果說淺顯的道理更容易為人所理解,那麼深刻的道理才更有吸引力和說服力。特别是對于有較高學養的受教育者來說,更要注重把道理講深刻。思政課的道理,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道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理,以及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道理等。這些道理都是相當深刻的道理,老師自己所理解和講授的深度要與道理本身相匹配,也就是說要具有深刻性。老師自己首先要有深刻理解和把握,然後才能夠把這種深度和深刻性體現在教學中,傳遞給學生們,使學生體驗到深刻思想的魅力。同時,在思政課中也有一些道理看起來比較淺顯,似乎并不那麼深刻。比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我們現在大力提倡的一些基本的東西,都并不難理解。但也許正是由于其淺顯易懂,以及大家早已熟知而習以為常,才使其不再受到學生重視或關注,反而易于被他們忽視。因此,要能挖掘這些似乎是淺顯道理背後的深刻内涵,特别是實現政治道理的學理化,用深刻的學理講政治,以增強吸引力和說服力。當然,這裡的“深”不是故作高深,更不是故弄玄虛,使人如墜五裡雲霧。

其次,更要把道理講透。道理的“深”和“透”有聯系也有區别,“深”有助于“透”,而且有的時候也是某種“透”,但總體來說“深”并不等于“透”。一方面,“深”有一個程度問題,隻有達到相應程度才能算是“透”,如果“深”得不夠徹底,沒有完全到位,也就不能算“透”。另一方面,“透”是一種融會貫通的“通透”,它具有全面性和整體性。通常的“深”往往是在某一點或幾點上“深”,它本身是局部的,而“透”本身雖然也是一種“深”,但它是全面系統的“深”。它把多個深刻的點聯系和貫通起來,形成對事物整體的深刻把握。脫離了整體性的“深”有其弊端,容易成為一種“深刻的片面”或“片面的深刻”。另外,“透”不僅是把多個“深”連貫起來,而且也把“深”和“淺”貫通起來,能在“深”中出“淺”,能在“淺”中見“深”,使深淺相互過渡并形成有機整體。可以說,“透”是更成熟的“深”,是“深”所達到的最高境界。

最後,還要把道理講活。在講深講透的基礎上再把道理講“活”,使深刻的道理生動鮮活,這是更高的要求。把道理講“活”,一是要做到深入淺出。要能夠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深刻的道理,隻有這樣的“深”才是可理解可接受的。而且隻有做到深入淺出,才能體現出通透。要實現教學話語的轉換,把複雜的學術語言轉化為簡明的學理語言,把深刻的學理語言轉換成為通俗的生活化語言。二是要做到聯系實際。鮮活通常來源于現實生活,如果理論脫離了實際,那麼不論它怎樣深刻而通透,也難以做到鮮活可感。聯系最新的實際,聯系最鮮活的實際,善于運用現實生活中鮮活的事例,是把道理講鮮活的根本途徑。三是要有一定的風趣幽默。在深刻通透、深入淺出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定的風趣幽默就更好了。幽默是智慧的流淌,是話語的最好調味品。思政課教師機智風趣的話語風格,能夠引起學生注意,帶給學生愉悅的體驗,學生愛聽,易于接受,又不易感到疲勞。而有幽默感的教師也會把講授當作一種享受,興趣盎然。當然,這裡的幽默風趣是在深刻通透基礎上的,是自然而合度的,否則就隻能流于淺薄和低俗。

四、“老師要用心教,學生要用心悟”

思政課教學過程是師生互動的過程,是雙方共同推進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對老師和學生都提出了要求,即兩個“用心”。習近平總書記常講“用心用情”,強調人的全身心投入狀态,特别是強調精神和心靈上的投入。确實,思政課能否“走心”,與是否“用心”緊密相關。

老師要用心教。老師作為一種職業,教書是職責所在,用心也是一種職業道德。教師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它不是普通的體力勞動,也不是簡單的腦力勞動,甚至也不隻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結合,而是一種“心力勞動”。它是需要投入和花費極大心力的,要求有心靈的投入、情感的投入和精神的投入。而且,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教師是人民教師,具有政治屬性和榮譽,是人民自己的教師,因而在“用心”上是更應投入的。而思政課教師又更進一步,他們是專門進行心靈塑造的,是真正的“靈魂工程師”。因而更應該用心來做自己的工作。當然,作為一種職業性工作,教學時間長了,有可能心理上有所放松,成為一種工作慣性,而用心的程度就可能降低。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思政課教師“用心教”似乎并不是一種很高的要求,但如果一個教師能夠始終都不懈怠,每次都是“用心”來教,那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而,老師在教書育人的過程中,要時時提醒自己,讓自己的心靈始終醒着并始終在場,讓自己的精神始終“在狀态”。

學生要用心悟。習近平總書記沒有講學生要“用心學”,而是講“用心悟”,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學生的任務是學習,當然要認真學,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由于思政課的特殊性,學生不能停留于“用心學”的程度上,而是有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學習,而且要思考和理解,不但要理解而且要踐行,不但要踐行而且要“體悟”和“領悟”。習近平總書記曾在給複旦大學《共産黨宣言》陳列館黨員志願服務隊的回信中,要求他們“在學思踐悟中堅定理想信念”,明确地把堅定理想信念的過程在認識論上區分為“學—思—踐—悟”四個環節和階段,特别具有啟發意義。學生學習思政課的過程,是樹立和堅定正确理想信念和價值觀的過程,這個過程在心理過程和認識機制上也包含這四個環節。“悟”是最後一個環節,是最高的階段,而如果沒有前面的“學”、“思”、“踐”,就不能達到“悟”的高度。“悟”是中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它超出“思考”、“記憶”、“理解”等範疇,而具有更高的意義。它是一種當下的感悟、親身的體悟,也是一種整體性的領悟,以及一種升華性的覺悟。可見,當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學生“用心悟”的時候,包含着極為豐富而深刻的内涵。

五、“達到溝通心靈、啟智潤心、激揚鬥志”

習近平總書記這句話講的是思政課教學應該取得的效果,當然也是努力的方向和任務。從表述可以看出: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在強調“心”的方面,即内在的方面;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用三個短語來表述這一效果,體現的是一種綜合性要求。

首先,思政課教育教學要達到溝通心靈的效果。思政課是心靈的事情和心靈的事業,是心靈的喚醒、互動與交融。習近平總書記十分強調“心”和“心靈”,把“溝通心靈”作為第一要求。這表明,老師與學生的溝通,不是淺層次的人際溝通,不是停留在某種私人交往和工作關系的層面,而是要深入各自的心靈世界。這是完全沒有戒心和障礙的内在溝通,是最純潔和純粹的關系。這樣的深度溝通,才能真正把老師和學生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心靈的聯盟。而且,老師和學生的溝通,其實并不隻是老師和學生的關系而已,其所體現的乃是黨和國家與當代大學生之間的關系,因為思政課教師是代表着黨和國家去履行職責的。具體地說,體現的是黨和國家對當代大學生的關心和愛護,其中也包括嚴格要求和更高期待,也體現着當代大學生能夠明了黨的苦心和人民的期望,并自覺為不負黨和人民而努力。

其次,思政課要達到啟智潤心的效果。在學校的德智體美勞諸育之中,思政課屬于德育,是與智育不同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思政課也要發揮“啟智”的功能,是有深刻含義的。一方面,它表明德育與智育的内在聯系,德育也能夠開發學生的智力,增長其知識以及獲取知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德育的“啟智”有更高的含義,它不隻是開發智力,更是啟迪智慧。無疑,思政課的内容是前人智力創造的産物,并且以知識傳授為表現形式,需要大學生發揮自己理性思維能力來掌握,但對思政課來說更重要的是人生智慧和社會智慧。同時,思政課不僅要“啟智”,還要“潤心”,用思想的智慧和真理的營養滋潤學生的心田,培育其健全的人格和心靈世界。這甚至是比啟智更為重要的。另外,這裡的“潤心”也體現出思政課育人的一種柔性特點。如果說春雨是“潤物無聲”,那麼思政課則是“潤心無聲”。

最後,思政課要達到激揚鬥志的效果。這裡講的是“意志”和“行為”,但習近平總書記不是一般地講“志氣”和踐行,而是強調“鬥志”,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當代青年陽剛之氣的重視,對青年人奮鬥精神和鬥争精神的高度重視。這裡用的“激揚”一詞,更凸顯了一種豪邁的氣概。我們可以聯系習近平總書記在思政課教師座談會上重要講話中關于“教育之道”的論述來加深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既要有驚濤拍岸的聲勢,也要有潤物無聲的效果”,并說這是教育之道。這一論述體現了顯性教育與隐性教育的統一、柔性關懷與激揚鬥志的統一。當今的世界并不平靜,而是充滿着矛盾和鬥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中國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不利形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思政課就要體現“驚濤拍岸的聲勢”,在時代的大風大浪中培養學生剛強品質和與惡勢力鬥争的精神,傳承中華民族特别是中國共産黨人的革命精神和鬥争精神。

原文刊載于《思想政治課研究》2022年第3期

 (任引沁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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